《十二岁那年，我写下了第一篇“不干净”的小说》

“我十二岁就不干净了”——这个惊心动魄的句子，并非指向任何身体或道德的污损，而是烙印在我写作生命原初时刻的一个隐秘印记。它关乎一次越界，一次对成人世界话语体系的笨拙模仿，以及一场关于“纯洁”与“不洁”的自我审判。那篇被我藏匿在数学练习册下的手写小说，成了我创作生涯中第一个，也是最深刻的道德寓言。

一、 萌芽：在“干净”世界的裂缝中

十二岁的阅读世界是泾渭分明的。课桌上是“优秀作文选”，里面充满了拾金不昧、深夜苦读和无私母爱，语言光滑如鹅卵石，主题正确如尺规作图。而在课桌下，是偷偷传阅的武侠、言情杂志，乃至父母书架上那些藏着复杂人性与暧昧情节的“大部头”。我敏锐地感知到，后者拥有一种摄人心魄的“真实”力量，那是一种被日常话语体系标记为“不宣之于口”乃至“不干净”的吸引力。

创作的冲动，恰恰诞生于这两种世界的张力之间。我不再满足于书写“一件有意义的事”。我想写冲突，写嫉妒，写超越友谊的复杂情感，写阳光下闪烁的阴影。这个念头本身，就让我感到一种混合着兴奋与羞耻的“不洁感”。

二、 书写：一次笨拙的“禁忌”实践

于是，在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，我翻开了崭新的笔记本。小说的情节如今看来幼稚可笑：大致是关于两个少女因一个男孩而产生的微妙心结，其中夹杂着未经世事的、从电视剧里学来的“背叛”与“眼泪”。我竭力模仿成年文学中的笔调，生硬地描写“他深邃的眼眸”和“她心中一阵莫名的悸动”。

关键在于，我刻意加入了一段模糊的、自以为“深刻”的冲突场景——一次激烈的争吵后，一个角色摔门而出，在雨中哭泣。我并未书写任何真正露骨的内容，但在我当时的认知里，这种对激烈负面情绪、对异性间非纯粹友谊的关注，本身就已偏离了“好学生”该写的“阳光”轨道。我使用了不属于我年龄的词汇，试图触碰我尚未理解的情感维度。笔尖划过纸面的每一刻，都伴随着心跳加速：我在创造一件“不干净”的东西。

“不干净”的标签从何而来？

这种自我定罪，源于内外交织的规训。内在的是对“儿童纯洁性”这一社会预设的内化：好孩子应该思想单纯，笔下的世界应一尘不染。外在的则是环境中对“早熟”的隐晦警惕与嘲笑。当大人谈论某本书“不适合小孩”时，那种神秘的否定语气，反而为“禁忌”涂上了诱惑的色彩。我的小说，成了我私下验证这种“禁忌”的试验场。

三、 藏匿与审判：内心的道德法庭

写完后，巨大的恐慌淹没了我。这篇数页纸的故事，仿佛成了一个灼热的罪证。我把它夹在厚重的《数学题海》中，觉得那里最安全，却又时刻担心被父母发现。想象中的审判场景反复上演：父母震惊失望的脸，老师“学坏了”的评语，同学间窃窃私语的“不正经”。

这种恐惧，实质是对逾越年龄与道德边界所产生后果的本能畏惧。“我十二岁就不干净了”的念头，像一句咒语萦绕心头。它让我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，写作不仅仅是表达，更是一种行动，一种可能带来真实风险（哪怕是社交意义上的）的冒险。这场自我审判，没有法官，却比任何外在批评都更为严厉。

四、 重估：从“污点”到“原点”

多年后，当我再次想起那篇早已遗失的小说，所有的羞耻与恐惧已然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澈的理解。那篇小说非但不是“不干净”的，反而是我文学意识最早、最珍贵的觉醒。

它标志着我开始拒绝被限定的“儿童话语”，尝试探索情感与人性的灰度。那种笨拙的模仿，是对更复杂叙事模式的初次叩问；那种“越界”的冲动，是创作本能对单一化表达的最初反抗。所谓“不干净”，实则是试图拥抱更完整、更真实世界图景的懵懂努力。

对“纯洁叙事”的反思

我们文化中对于“童年书写”往往有一种僵化的“纯洁性”要求，将其局限于歌颂、明快与道德教谕。这无形中压抑了青少年探索内心复杂性的合法途径。我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悖论：对“不干净”的恐惧，反而可能催生对真实表达的更强烈渴望。那篇小说，正是我试图在“干净”的真空之外，呼吸到一点人性真实空气的证明。

五、 结语：破碎的纯洁与创作的诞生

回望那个十二岁的自己，我想对她说：那不是堕落，那是成长；那不是污渍，那是印记。写作，或许正是从意识到世界与自我并非“一尘不染”开始的。对“不干净”的触碰、恐惧与最终超越，构成了我写作人格的奠基礼。

“我十二岁就不干净了”，这句话如今可以坦然解读为：我在十二岁那年，主动告别了被他人定义的、无菌的“纯洁”，通过一次秘密的书写，笨拙而诚实地迎向了生活的复杂与丰饶。那篇小说本身或许毫无文学价值，但书写它的行为，却是一次至关重要的精神事件——它是我作为写作者的“创世纪”，在自我设定的禁忌废墟上，第一株稚嫩的芽破土而出。